蔡松风院长把事情吩咐下去，过了一会儿也就抛在脑后了。作为院长，他的事情很多，加上年纪也大了，不可能把交代下去的事情一件件都记在心里，只能是等到下面的人办完之后，主动来找他汇报工作。
如果真有人忘了汇报工作，事到临头的光景蔡院长也能想起来，然后再问一句。只不过真发生了那种情况的话，被吩咐的人肯定跑不了一个“办事不力”的恶名，将来在院内基本上也捞不到什么上进的差事了。
一般情况下，不会有人挑战领导的记性，所以领导自然不需要有记性。
丢开“MoJie-Gu”和杰夫辛顿联署的论文，蔡院长的心思又回到了数日后接待来访学者邱成彤的事情上去了。
邱教授是数学家。前年本校求着对方接受了本校的名誉教授头衔、去年又求着对方接受了本校名誉博士的学位，这两份“名誉”，可都是挂在数科院名下的。到时候人家回国，除了校领导要招待、交流之外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蔡松风的数科院了。
组织几个学术成果还算拿得出手的教授，或者在读研究生，到时候作为“优秀师生代表”和邱老座谈、出出彩，也能在校领导面前显得他蔡松风治学有方不是？
而且论起来，蔡院长和邱教授还算是两分私交的，不仅仅是对方来钱江大学访问期间的官方交流。
蔡院长深知邱教授的为人和学术方向，知道对方其实从本世纪初起，就已经很少致力于一线数理科研了，反而把精力花在科研组织调度工作方面，发掘发掘后进，调度调度资源，指导一下大方向。
这种情况在数学界是很常见的（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方面就更常见）。
君不见诺贝尔物理学奖、化学奖往往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在得；而菲尔兹奖却是硬性要求“只授予四十周岁以下的青年数学家”。
因为数学领域容易让年轻人出成绩。出了成绩之后，这个成绩值不值钱、意义是否重重大，也可以在数年之内马上得到验证。同时，在这样的领域年纪大了之后，就容易力不从心；五六十岁的数学家们，从猛打猛冲的实干者，变成退居二线的组织者、资源协调者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后世阿狸集团的马风说过一句话：二十岁的时候要学着别人做事；三十岁的时候要自己勇猛做事；四十岁的时候要组织别人做事；五十岁的时候要服务年轻人，看看可以为年轻人做的事提供点什么条件。
虽然马风的话这说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业界的情态，但是套在数学领域上，虽不中，亦不远矣。充其量，就是把这个时间线往后多推十年。
蔡院长知道邱教授的脾性，自然更加加急搜罗自己手下贤才英达，想要表现了。
……
蔡院长可以忘了他交代秦辉的言语，秦辉本人却是片刻不敢忘。回到学工处，马上就调出全院在读研究生名录，查了个遍。
没有。
秦辉一咬牙，再查了一遍在读本科生。
还是没有。
这下他急了。堂堂一个学工处主任，亲自来做这种手下科员该做的事情，已经是很给面子了，居然查不到？
“会不会是院长看到的期刊出错了？”这么一想，秦辉赶紧去弄来院长看的那本期刊，仔细看了一下。
上面那第三作者的单位写得明明白白，就是本校的！名字有可能有译音错误，校名是绝对不存在译音错误的。
“难道是其他院系出了计算机算法领域的天才？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了。”秦辉心中盘算着，只能想办法找别的院系去查访。
04年的办公自动化程度已经算不错了，大学这种地方，内部网络也是森然严谨，想查啥就能查到的。然而，秦辉却面临一个权限的问题。
他是数科院的，他的办公系统帐号只有查询本院师生信息的资格。如果他想查全校师生的档案，无非两个途径，一个是向校学工处申请权限；另一个就是估摸一下目标人物大概可能是哪个院系的，然后找平级兄弟单位的学工处同事拜托。
问题是，“有人在数科院的业务范围内发了《IEEE人工智能》级别的论文、数科院的人却不知道作者来历”，这种事情本来就属于本院工作做得不到位，属于家丑不可外扬。而直接找校学工处申请的话，这个家丑可就抖出去了。
秦辉好歹混了二十年名利场，自然知道这事儿还是“偷偷地进村，打枪的不要”比较好。
定了定神，他先给物科院的学工处同事打电话，然后又打了几个她觉得比较靠谱的院系。自古数理不分家，在他看来，这种高手如果不在数科院，那就铁定在物科院了。
然而物科院也没有这么一个人。
“要不，还是先通过学生会的渠道问问吧。学生之间有自己的关系，可以帮忙打听。这样也不会惊动领导，大不了给他们一个下午，要是打听不到，明天一上班就找校里申请。”
思来想去，秦辉只能定下这么一个主意，然后一个电话把院学生会的人找来了。
……
孙宏达，是数科院一名大四生，也同时兼着校、院两会的一些职务。
按说大四学生应该都已经从学生会退下来了，毕竟大四生不是要忙着找工作，便是要准备考研。然而这个孙宏达却是个例外，因为他前三年成绩表现优异，得到了本校本专业保送研究生的资格，所以别的大四生忙着前程的时候，他却无非跟着导师做做项目课题，依然有些空闲，也就没把学生会的事儿卸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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