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猷栋便每每试探顾鲲的看法：“你觉得，我们未来既然也要有自己的银行了，其他产业也配套升级，把香江的经济管理条例、刑民各项律法抄过来一些，会不会比较好？
全球几大金融中心，除了法兰克福适用的是大陆法，全部事务靠条条款款，其他似乎都是布大法系。我现在也觉得，商法条款严密一点，刑民适度西化，似乎也不错。
虽然在别国问题会很大，但我们兰方如今国小人口少纠纷少，船小好掉头，该起来也快。以后真要是到了加上外劳和游客、常住人口过百万，再想大规模改法就麻烦了。”
顾鲲微微一惊，连忙劝阻：“殿下万不可有这种想法！我觉得我们兰方习惯了用华夏法，继续保持照旧不是挺好的？香江这一次之所以赢了，那也是内地的支持和力挺导致的，您千万不可以产生错觉、以为是香江本身的制度有多好。我算是看透了，香江只有靠内地才能昌盛，它本身那套殖民者留下的挖坑体系，其实是起负作用的。”
兰方目前的律法，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外，其他主要抄华夏，因为同文同种抄作业方便嘛。
就拿刑法来说，兰方84年立国，就可以把华夏79年立的法，除掉分则第一章（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安全的）第三章（关于经济犯罪的）以外，其他基本上照抄了。
第一章肯定不能抄，因为意识形态不同。
第三章也不能抄，至少部分条款不能抄，因为华夏的经济有很多公有制，兰方几乎没有。而且那一堆对“非法经营”的判定，在兰方几乎也没有，好多特殊服务业和特殊娱乐业，在兰方都是敞开合法经营的，只要你照章纳税服从管理。
其他就无所谓了。
而华夏方面，其实97年还修了刑，那是自79年以来第一次大修。兰方人十几年前抄了一遍之后，如今还在讨论要不要继续抄，一切还没有定论。
这个节骨眼上，顾鲲不希望朱猷栋做出任何误判，他一定要打消朱猷栋因为香江胜利而产生的制度错觉。
“殿下，未来的历史会证明，东方即使在司法这个领域，也是比西方优越的，我们千万不能做身入宝山空手而归的傻事。香江人目前那些殖民者留下的号称传媒自由的一套，完全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添乱的。
就说孔尚忠那种杂碎，全家结束罪恶一生也就罢了，这种渣滓就该死得无声无息。可是香江很多别有用心的外资媒体却喜欢渲染带节奏。
至于后来我想配合当局打压房价、把楼市的热钱挤到股市上，可结果呢？稍微几条高杠杆的炒房狗，赌品下劣，不肯认赌服输，又是一波跳楼跳给媒体看、炒作施压。这种布列塔尼狗的遗毒有什么好学的？殿下，我们立国不易，您可要坚持住啊，想想看十几年前，您跟布狗抗争到底时的勇气，千万不能小富即安失去了斗志和警觉。”
朱猷栋大为惊讶。
他不理解顾鲲的三观。
在朱猷栋看来，华夏的制度确实有很多优势，但那些优势也都是德日等模仿前辈早已有的优势。而司法、公平等方面的制度，朱猷栋一直觉得华夏派系在国际上名声似乎不太好。
尤其是大洋国那种金融传媒律师国，那可是以司法著称的。哪怕哪天说怀疑他们的经济和科研不行了，但绝对没听人抨击大洋国的法律不行。
顾鲲这番话，不得不说是惊人之语。
“贤婿此言当做何解？”朱猷栋礼贤下士地问。
顾鲲知道朱猷栋不是专家，不能讲太多，就挑了一点：“就说个最浅显的道理，华夏人有一句话说得最好：一切人权，最根本是生存权和发展权。生存是凌驾于什么言论、传媒出版表达等领域之上的。不是说言论不重要，而是任何法益有个高低位阶、轻重缓急。言论不能妨害到生存，两者相比应该是生命更重要。
更往深里说，人类没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，自杀法理上来说就是故意杀人罪的一种表现，这个不能含糊。更不能跟布狗大洋狗一样，给人留‘自杀谋利、自杀博出名’的操作空间。那些猪狗，就是中了闪金族金融传媒狗的控制，把舆论权凌驾到了生命权之上，那不过是肥了闪金族金融传媒律师阶级罢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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